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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蚀地带”的文学写作”——田耳的新作《天体悬浮》及其他
发布日期:2013-10-17  来源:教育与职业   浏览次数:3591

                    “风蚀地带”的文学写作


                          ——田耳的新作《天体悬浮》及其他




 




 


《天体悬浮》(《收获》,2013年第45期)是湖南后起新秀田耳的近作,也是他近年来奉献给文坛的长篇力作。这是他的第三部长篇,这部作品延续了他此前小说创作的风格,但又有新的拓展。


这仍是一部讲述警察的故事,仍是以佴城作为背景或前景的漫不经心之作。漫不经心是田耳小说最为鲜明的风格特征,也是他区别于当代其他作家的最鲜明的地方。这一漫不经心不仅是指作家/作品的精神面貌,这也是小说主人公或叙述者的表象,甚至叙述风格。


田耳的小说向来不去刻意经营,不去精雕细镂,其语调虽看似随意而散漫,读后却让人印象深刻,余韵悠长。他的小说擅长讲故事[1],但这一故事的讲述也是漫不经心的。故事往往任随记忆的穿插或复沓,而中断或接续。这是一种不讲究叙述逻辑性和连贯性的做法,叙述呈现惯性流淌和展开。而惯性,也是推动他的小说主人公的精神之流。他的小说主人公大都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浑浑噩噩,任意而为,而至于像世界观与人生观这类大词或“宏大叙事”,于他们也似乎是危言耸听或虚张声势,即使是作为警察,或公务员,或妓女,或流氓,三教九流,尽皆如此。这些,都在他的近作《天体悬浮》中有所延续和持续。


虽然说,田耳的小说主人公大都并不进取,但他们也并非无所为;他们虽大都身处社会的低层或底层,却也并非毫无操守;他们浪荡不羁,却别有一种特别执拗的精神支柱。等等这些,都使得他们看似现实中的芸芸众生,实则浸透了作者/叙述者的独有的思索与发现。


 


 


 


这部小说取名“天体悬浮”让人想起“风蚀地带”的说法。《风蚀地带》(2008)是田耳的另一部长篇的篇名。这些都是有关空间的隐喻,而事实上,田耳的小说也大都事关空间的变幻、扩张和想象。他的小说节奏舒缓凝滞,即使偶能感受时代/时间的脚步,像《夏天糖》(2011)中的主人公顾崖,从改革开放的前沿东莞(莞城)回到生养自己的边僻小城(佴城),东莞城市变迁的表象,终不过更形加速了他日后怀旧的循环。如此这种自我疏离的姿态[2],也使得田耳的小说大多呈现为一种时间之外的“悬浮”状,“风蚀地带”是之谓也。他的小说虽不尽以乡土为背景展开故事的迁延,但却是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最为坚实的乡土写作的代表。


而一旦排除了时间的介入,遂也使得田耳的小说脱离各种牵绊而为之天地顿宽。时间对于人类的意义,不仅在于刻度和标记,还在于对人的定位:历史上的个人都能在这线性发展的刻度中被定位和铭记,或逆时间历史之动,或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在这时间的线性历程和理性光芒的烛照中,很少有幽暗地带的存在,更不用说什么“风蚀地带”或“悬浮”状了。田耳的的小说于“感时忧国”的文学现代性视域之外另创了一可供想象驰骋的“灰暗地带”。相比时下浮躁凌厉的“炸裂”式语境,其尤为显得难能可贵。


很难想象,在这个全球化的触角已经延伸拓展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边远或边缘地带的今天,仍能有这样一个时间之外的空间存在,田耳创造的“佴城”正是这样一个传说。“佴城”是田耳在他的小说中刻意营构的一个符号,他位于内陆省份,远离现代化的前沿,是一个小城。虽然远离中心地带,但“佴城”并不是一块飞地,作者也似乎无意去营造一个远离全球化和时代发展之外的“桃花源”。在这一点上,田耳既像他的同乡沈从文又并不太像。说其像,是因为田耳小说中的“佴城”颇有点类似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都仿佛时间之外的存在;而说其不像,是因为“佴城”并非真正外在于时间和社会发展的洪流之中,发生在佴城之外的时代的气息大都能在佴城找到它的影子。这在田耳的另一部小说《夏天糖》中表现尤为明显。小说的主人公不断穿梭于佴城和莞城之间,即是这一时代发展的联接中转。但这一时代的讯息,虽然说在佴城的上空有其折射和反光,但并没有深入骨髓影响其肌体。佴城的人并没有因时代的发展而改变他们的习性,他们仍旧故我,踏着缓慢的步伐,喝茶、打牌或者钓鱼,甚至仰望星空以观浩瀚(《天体悬浮》),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充满焦虑而不安。用评论家贺绍俊的话说就是,“田耳学会了乡村舒缓的思维方式,他因此能够从容不迫地去处理急剧变幻的生活现象”[3]。从这个意义上说,“佴城”既是他对自己故乡湘西凤凰,也是他对沈从文的“边城”的再造。因为毕竟,不论是现实中的凤凰,还是文学想象的边城,终不能挣扎于时代的脚步之外。正是这一背景下,我们才能更深切地体会田耳笔下的主人公们。


 


在他的《天体悬浮》中,田耳塑造了两个主人公形象,一个是第一人称主人公丁一腾,一个是符启明。前者丁一腾的形象,让我们想起田耳的另两部长篇《风蚀地带》和《夏天糖》中的主人公夏谦和顾崖。虽然说这几个人出身不同、性格各异,但在精神气质上却几可以称为兄弟,就这一点而言,《天体悬浮》相较其前此两部小说,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不同和新变。《天体悬浮》之让人耳目一新且犹豫不决的是另一个人物形象——符启明。


田耳的小说在形式上向来没有太多的特异或怪异处,他的小说仍旧可以被置于传统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的脉络,并能得到有效阐释。他的小说,仍旧在现实主义表象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下工夫。在这方面,田耳果然不负众望。他的小说在人物塑造和题材拓展上两皆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而尤其是人物塑造,更常引来注目和侧目。自其《一个人张灯结彩》获“鲁奖”以降,田耳曾因表现底层被视为底层写作的代表,对于这一标签,作者似有不同意见。他的小说虽多以社会中下层作为他的主人公,却并非旨在揭示底层的悲哀或艰辛,也无意去展现他们的生存或生活困境,更遑论批判或救赎了。在田耳看来,底层其实是个“讨巧的概念”,“我觉得中国社会的层面不是划分得那么开。因为因缘际会,有些人起来,有些人下去了。你可能觉得一个普遍认为是职业低下的人,其实他是很强大的。我们现在形成的分层,变数是很大的。我们其实处在一个未命名的状态。……所谓底层的命名,是很讨巧的一种说法和概念。”[4]“未命名”是理解田耳小说主人公的关键。这是一种打破区隔和跨越界限的说法,是一种混沌状态,孕育了种种可能。就像“妹子”这一称呼,这是田耳用来称呼女性的惯用语,其显非命名,它可以用来指称任何女性,而不管这一女性职业如何、社会地位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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